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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寫了《實踐論》，批判黨內的教條主義，同時又寫了《矛盾論》批評經驗主義。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不斷發生的左傾與右傾現象，現在仍然不斷地在營銷領域發生著。

一個大國，一個落后的大國，一個曾經輝煌過的落后的大國，一個正在快速崛起且充滿自信的落后大國。這些因素加在一起，面對著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很容易產生左傾冒險思維。

中國革命時期，就有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傾錯誤，不顧革命力量弱小的現實，希望通過陣地戰迅速取得成功，希望通過中心城市起義一舉取得革命成功，反對毛澤東建立根據地的辦法。毛澤東稱之為“犯著革命急性病”。

解放后，在“追英趕美”思潮之下，中國發生了“大躍進”。這也是犯了“急性病”。

在縮小與跨國公司差距的思維之下，中國營銷是否也出現了新的“大躍進”？當跨國公司成為中國企業的標桿時，當專家們拿著跨國公司檢視中國企業時，中國企業犯左傾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產品剛紅火二三年，就想做成“百年產品”；銷售規模剛“脫貧”，就想進入“世界500強”；剛在國內有點知名度，就提出“世界品牌100強”；企業立足未穩，就想創“百年基業”。

吳曉波《大敗局》中的“上榜”企業，往往不是沒有理想，而是有了一點成功就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把幻想當目標，把幻想當戰略，就一定會犯左傾幼稚病，就會不斷重犯“營銷大躍進”的“美麗錯誤”。

中國企業的左傾錯誤在于，不顧中國市場經濟只有30年歷史的事實，不顧中國的“國家品牌”還不夠強大的事實，不顧中國企業的資源還不夠豐富的事實，錯誤地把目標當方法。

中國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批評“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還批評有些人，“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

中國市場的不成熟，該活的做不大，該死的死不掉，先進與落后共存。長期存在的這種市場現象，使得很多人相信“不懂營銷照樣能活”、“小企業也能賺大錢”、“一招鮮就能吃遍天”、“跨國公司沒什么了不起的”。

盡管“溫水煮青蛙”的故事講得太多了，但沉浸在“落后照樣賺錢”中的多數企業最終被不斷升溫的市場經濟“開水”燒死了。

把短暫的成功當作永久的成功，把階段性的勝利當作最終的勝利，把某個階段的經驗當作“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中國企業犯了太多的經驗主義錯誤。20年前，當把“滿負荷工作法”寫進“企業憲法”時，這樣的錯誤就沒有斷過。

毛澤東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深刻意識到左傾與右傾的雙重危害。不僅如此，關鍵還在于他能夠提出一套真正實用的方法和路徑。

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寫道：“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聯想的柳傳志曾經說聯想的發展是“撒上一層土，夯實了，再撒上一層土”。這種說法與毛澤東“波浪式推進根據地建設”多么相似。

毛澤東寫了《實踐論》，批判黨內的教條主義，同時又寫了《矛盾論》批評經驗主義。而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不斷發生的左傾與右傾現象，現在仍然不斷地在營銷領域發生著。難道這就是中國的常態？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清楚地了解跨國公司發展的歷程、環境和原因，比發展的結果更重要。同時，把跨國公司的發展放在國家的成功、行業的進步等宏觀環境中觀察也相當重要。

成功一定是屬于時代的。跨國公司的成功有它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國的特定時代環境，一定會創造屬于中國的跨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