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參與改革，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2023年2月27 日19點31 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創院院長、名譽院長厲以寧因病醫治無效，于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 92 歲。

在理論研究上，厲以寧創立了中國“非均衡經濟理論”，最早提出國企股份制改革理論，是改革初期主張所有制改革的代表人物，由此成為公眾熟知的“厲股份”。他關于經濟改革戰略、企業改革、農村工業化和三次分配理論等觀點,至今仍在影響著中國改革在實踐層面，從 1988 年開始，厲以寧先后擔任了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在此期間，他擔任組長主持起草《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積極推動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推動出臺“非公經濟 36 條”和“非公經濟新 36 條”

厲以寧曾表示，從人大到政協，自己關注的主線就是改革，“參與改革，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讀書教書寫書”

厲以寧祖籍江蘇儀征，1930 年 11 月 22 日生于南京的一個清寒之家。4 歲遷居上海后家境改善，中學時期先后輾轉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湖南雅禮中學、南京金陵大學附中等名校。1949 年 2 月，他被保送至金陵大學化學工程系，但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運轉,厲以寧回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費合作社擔任會計。兩年后的 1951 年，厲以寧考上了北京大學經濟系從此 70 多年，結緣北大。

厲以寧大學期間，正值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體制劇烈轉換時期。厲以寧曾撰文，在大學生時期，對他幫助最大、印象最深的，是陳岱孫、周炳琳、趙酒持、羅志如、陳振漢和張友仁六位老師。

1955 年畢業后，厲以寧留校，在北大經濟學系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其間，厲以寧接觸了大量西方經濟學著作和國外經濟學期刊。上世紀 50 年代末、60年代初，他翻譯了 200 多萬字的經濟史著作，為北大經濟系內部刊物《國外經濟學動態》提供了數十萬字稿件。“它是我大學畢業后的又一個知識積累階段，視野進一步拓寬。”

資料室的冷板凳一坐就是 20 多年，其間他多次被抄家、批斗、體罰、羈押、政治審查、異地勞動改造，直到“文革”結束后的 1977 年，47 歲的厲以寧才以助教的身份登上北大講臺。

厲以寧曾自述講課的范圍很廣，既包括西方經濟史、比較經濟史、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說史等，也講授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資本論》解讀。

1979年厲以寧被評為副教授,1983 年提升為教授直到年近九旬才告別講臺。2017 年，他還在《光明日報》發文，以自身求學、治學和教學經歷，呼吁“中國經濟學應加強歷史研究和教學”，他認為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可以為經濟學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對理解工業化道路、社會主義道路，以及把握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等都有重要價值。而他早年代表作《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至今還被評視野寬廣、功力深厚、不同凡響。

厲以寧曾將自己的經歷簡單總結為“讀書、教書寫書”，并稱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師”。他的西方經濟學課不只深受經濟學系學生歡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稱，厲老師講課的一個特點是簡明扼要、邏輯清晰，容不得學生片刻走神;演講更是開宗明義，直擊問題要害。

上世紀 90 年代初，厲以寧參與創辦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并在 1994 年-2005 年擔任首任院長。在此期間，中國經濟騰飛，經管專業人才需求暴增，光華學院迅速成為北大的王牌學院，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厲以寧的學生更是遍布政商學界。

從 1978 年開始，厲以寧先后出版、發表了 80 多部著作和數百篇論文，撰寫近 2000 萬字。北大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將厲以寧的經濟學研究經歷大體分為兩段:第一段是 1978-2000 年，以現實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運行為主要研究對象，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他的經濟學基本理論;第二段是從2000 年開始，雖然也關心、參與現實經濟問題與改革發展的討論和設計，但主要精力是在比較經濟史和文化經濟學的研究上，以史為主，兼顧現實問題研究。

厲以寧曾說，“經濟史是我的老本行，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改革實踐問題是在中國經濟改革大潮推動下我從事研究的新領域”

“厲股份”的由來

厲以寧有“厲股份”之稱，意即他強調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的“吳市場”強調整體改革論，代表了中國經濟改革基本方向一致、但在次序和側重點上有差異的兩大思路。

1980 年夏，厲以寧首次提出了股份制的觀點。當時大量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回城,就業成為突出問題也影響社會安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主持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厲以寧建議可以通過民間集資、不用國家投入一分錢，組建股份制形式的企業來解決就業問題。這一建議當時未被采納。

此后，厲以寧不斷呼吁股份制。1984 年厲以寧在安徽馬鞍山市作《關于城市經濟學的幾個問題》報告，論述中國所有制改革問題，包括企業發行股票、職工入股、組建公司集團、居民成為投資者和創業者等設想.從這時開始，厲以寧提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他后來接受采訪時稱，這時所說的股份制與1980年名同而實異,1980年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到 80 年代中期明確了實行股份制是改革的方向。

1986 年4 月26 日，已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主任的厲以寧在北京大學紀念“五四”學術討論會上，提出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稱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同年9 月，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我國所有制改革的設想》一文，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是增強企業活力，所有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并詳細地討論了中國改革以后的所有制體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構造，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為股份制企業可分為“增量資產上市”與“存量資產上市”兩大階段。

由于常年呼吁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厲以寧有“厲股份”之稱。不過，厲以寧并不認為自己是 “股份制的首創者”，因為有多位學者長期對此有貢獻;他認為自己的特色應該是“厲非均衡”。

所謂的“非均衡”，意指他所創立的中國非均衡經濟理論，這是厲以寧主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以企業改革為主線的理論基礎。

厲以寧最看重的一本個人著作即 1990 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他認為，在經濟學中存在兩類非均衡經濟，第一類是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非均衡第二類是市場不完善以及企業缺乏利益約束和預算約束條件下的非均衡。發達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便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中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屬于第二類非均衡，應該首先通過企業改革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進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不斷逼近均衡狀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學術觀點上的分歧。這也是學界共同的看法。厲以寧也表示，他與吳敬璉同庚、同鄉、同事(共同服務于人大以及政協)，“關系挺好”

面對主持人關于 30 年來最成功的改革提問時，兩人的答案各有側重。吳敬璉選擇了 1984 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商品經濟是改革的目標、1994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和 1997 年十五大確定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厲以寧則從改革是否有不可逆轉性的角度，選擇了農村的家庭承包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證券市場，以及民營經濟的興起。

但兩人也有共同的答案，比如他們在不同場合都表示中國面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雙重轉型:2008 年時都認為當時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板，需要補足;再如 2014 年再同臺時，都認可體制變革需要適應發展模式的轉變，改革是最大的紅利

在相關訪談中，吳敬璉再次提及“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提醒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必須要同步完善法治來建立邊界，否則股市還不如賭場，更要謹防滑向裙帶資本主義等“壞的市場經濟”。厲以寧則強調道德與倫理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推動立法和政策出臺

除了為經濟改革提供智力支持，厲以寧也是改革的踐行者，他將自己 30 年的參政議政歸結為四件事:參與立法、推動股份制改革、扶貧、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從 1988 年到 2003 年，厲以寧擔任了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當時正值人大立法逐步從部門立法轉向由專家牽頭主持法律的起草工作，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提議，讓厲以寧主持起草《證券法》。從1992 年夏以厲以寧為組長的起草小組正式工作，到1998 年 12 月29 日九屆全國人大六次會議表決通過《證券法》，前后跨三屆人大，歷時六年多。其間數易其稿、多次征求意見，厲以寧曾將問題歸納為四個:一是國有股能否流通;二是怎樣實現市場主體行為的規范化;三是證券交易所采取什么樣的管理體制;四是能否實行上市公司注冊制而不是審批制。

1999 年，厲以寧又出任《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組長，這一次立法過程歷時四年。

2003 年開始，厲以寧擔任了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其間他關注的重點更多轉向民營經濟,收獲了“厲民營的稱號。厲以寧逝世后，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永好撰文回憶他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任職期間與厲以寧的合作，“參與民營經濟的調研和推動兩個“36條’的出臺是他帶著我們做的最重要的事”

在討論 2003 年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年度調研選題時，劉永好提出，民營企業發展很快，但在融資、發展、財產保護和社會認同等方面，還有很多需要明確解決和政策支持的問題，國家在不同時期對民營經濟的政策在不斷完善,應該對民營經濟現狀做全面調研，并希望國家能夠出臺政策支持民營經濟新時期的發展

這一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認同。由厲以寧任組長、劉永好為副組長的調研組在全國各地調研近一年，足跡輻射廣東、遼寧、四川等多個省市，征求了 100 多名民營企業家和相關政府、協會組織的意見，形成一份 17 頁的調研報告《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于2004年2月遞交國務院。

據劉永好回憶,這份報告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當天就在報告上作了批示，并指示國務院以此報告為基礎再做系統調研，厘清歷史上對非公經濟的政策和文件，根據非公經濟發展現狀出臺相應的推動支持文件,以支持非公經濟健康發展。

此后近一年，2005 年1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即公眾熟悉的“非公經濟36 條”。這一文件出臺后,定程度上推動了民營經濟的發展，但民企投資仍然面臨“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2010 年5月針對制約民間投資發展的各種困難和障礙，國務院又出臺《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 36 條”。劉永好稱，在這個過程中，厲以寧帶領政協經濟委員會做了一些配合、支持調研工作。

詩詞中的情誼人生

生活中的厲以寧，無論對家人還是學生、同事都十分寬容，為人重情重義，總是不遺余力地幫助學生和同僚。晚年他多在基層廣泛走訪，曾任貴州畢節扶貧的專家組組長，所提所記，處處流露了對社會基層各種問題的求真與關切。

厲以寧曾在回憶大學生活時稱，由于從事俄語書籍的翻譯,經常有稿費收入,從大學三年級下學期開始.每月寄錢給父母，貼補家用。畢業后把母親、外祖母和弟弟厲以平接到北京，租房安家。

厲以寧與夫人何玉春多年伉儷情深，非常恩愛多位學生曬出的厲以寧贈書中，署名都是夫妻兩人。

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陳東升本是厲以寧好友董輔仍的學生,他在紀念厲以寧的文章中稱,董老師去世后厲老師承老友之愿，對董門弟子視如已出、關心照顧雖然經濟史編譯出身，但厲以寧的國際交流不多經濟學之外，他熱愛古典詩詞，常以詩詞明志。在北大也的詩詞講座同樣具有吸引力。厲以寧說，他對詩詞的興趣，是在中學時代培養起來的。2008 年為慶祝金婚之喜出版的《厲以寧詩詞選集》共收錄了其666首詩詞2018年出版的《厲以寧詩詞全集》收錄了他1600首作品從 17 歲開始填詞，詩詞記錄了厲以寧不同階段的心路歷程。在大學期間，他留下了幾十首詩詞;畢業后至“文革”期間，他寫下數百篇詩詞，記錄下那個年代的悲涼心酸。他的詩詞既有寫給家人的，也有寫給朋友的，還有借景抒陳個人抱負的。

厲以寧在1955 年大學畢業時所寫的《鷓鴣天》中“兼容并蓄終寬闊”在學生回憶他時多次被引用，而他自己則認為“沉沙無意卻成洲”一句，反映了他一生治學的心得體會，學識是一年一年累積起來的。

2000 年，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為厲以寧七十大壽舉辦詩歌朗誦會，厲以寧登臺即興朗誦了一首《破陣子·七十感懷》:“紙上應留墨跡，書山總有知音。處世長存寬厚意，行事惟求無愧心，笑游桃李林。為人師表的自豪躍然紙上。

“登小閣，望前川，緩流總比急流寬。從來黃老無為治,疏導順情國自安”,則表達了他主張漸進改革減少干預、更多以“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的改革思路。在推動國企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厲以寧也曾遭受諸多壓力，一度被質疑“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度私有化的陳倉”，他的一些言論比如國企改革“靚女宜先嫁”“窮人易仇富”等，也曾備受爭議。在觀點受到質疑時，他寫下了“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